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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人：比想象中更有钱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富人，可能比想象中更有钱：2005年中国的灰色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达13%，2008年更上升到15%.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的这一研究结果，虽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较大差距，却可能更符合民众长久以来并未量化的经验与观感。

王小鲁以全国数千户家庭收支情况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恩格尔系数、分组比较和模型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城镇居民实际收入进行了推算和检验。他的研究发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遗漏了4.8万亿元主要归于高收入阶层的隐性收入。

3年后即2008年，问题似乎更严重了。王小鲁推算出当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数额，比国家统计局按城乡住户收入统计的数据多出9.3万亿元，更比国家统计局基于经济普查资料计算的住户可支配收入总额多出5.4万亿元。两者与2005年相比约翻了一番，增速明显快于同期名义GDP及正常收入的增长。

隐性收入的存在显著地扩大了收入差距。10%位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人，拿走了隐性收入的三分之二。校正后的数据，让当年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俱增。如果考虑到隐性收入因素，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显著高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专家计算的0.47~0.50的水平”。

王小鲁认为，统计部门的城镇住户样本中遗漏了不少人均收入4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居民。也就是说，前述的那些惊人数据极有可能仍被低估了。

国家统计局对王小鲁的研究结论存有异议的。多位官员以专家个人身份，从样本、调查、数据、计算、系数等多个角度对王小鲁的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他对收入遗漏的推算结果“明显偏高”。但王小鲁在理论性、技术性的回应之外，还使用官方公布的2008年家用汽车增加560万辆、商品住宅销售超2万亿元、因私出国出境4013万人次等数据，验证和支持了自己的测算：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实际消费和投资能力不相称”甚至严重不符，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庞大的隐性收入的存在。

在王小鲁看来，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之所以存在大量瞒报的灰色收入，除了出于避税逃税考虑或出于“藏富”心理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有来源不宜公开的收入”，包括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以及虽未触犯法律和行政法规、但与社会道德标准不相吻合的收入。可以说，造成目前“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的最根本原因并不是市场化，而在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漏洞和制度缺陷”，包括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行政权力和腐败、土地收益流失、垄断性行业收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在关注收入差距议题时，往往只注意到灰色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扭曲了竞争条件下形成的要素配置格局、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和劣化，影响经济发展，却忽略了王小鲁一再强调，在再分配环节，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一道，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从长远看，要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离不开以市场化、城市化等社会经济发展来增加收入、扩大就业。“但发展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若不解决机会不均等，严重的收入不均等则终难消除。

教育对就业能力和人均收入影响巨大，但目前我国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城乡间、区域间、高教与普教间、应试教育与职业教育间、名校与普校间的分配极不平等：9年义务教育中的农村辍学率明显高于城市。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倒过来远低于高考升学率；少数重点高校过分吃偏饭，大量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不足；各级教育财政性拨款增长均未超出财政收支增长……这种种的触目惊心，将在今后逐步显现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影响。

而在同样有助于减少收入差距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某些地区依然存在重城市、重高速、重形象工程、轻乡村、低水平、窄覆盖等不良倾向。另一方面，财政转移支付减少城镇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的作用甚微，反倒扩大了接受地区的农村内和城乡间收入差距。

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曾发现，美、英、德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一些学者据此相信，经济增长最终会自发导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王小鲁的有关研究，事实上恰恰否定了上述想当然的理论主张，发现“收入差距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随经济增长而自动缩小，反而可能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继续扩大”。

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制度因素导致的不规范行为和腐败现象未受治理，如果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未能实现全民共享，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有可能对社会公正问题提出尖锐的挑战，最终有可能陷入“拉美增长陷阱”——分配不公和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怎样才能减少收入差距与收入不平等？怎样才能让普通民众不再无奈地承担改革的“成本”、“代价”与“学费”？怎样才能遏制“与资本结合的权力结构”刻薄寡恩地分配与再分配社会财富？王小鲁指出，关键在于以力挽狂澜的决心，“全面推进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让人民监督政府’”。

可以说，只有建立一套严格、合理、公开、透明、民主的制度及管理方式，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在阳光下运作的政府，守护一种平等竞争、积极进取、优胜劣汰、有序高效的市场经济，建设一个和谐、健康、公平、公正、持续发展的社会。

幸运的是，论战各方在直面国情现实、尊重民间观感、警惕话语霸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共识。国家统计局有官员文中承认，王小鲁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值得参考和借鉴”，“对于促进统计调查方法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很有帮助的”。

其他学者的论文认同王小鲁“触及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一些隐蔽而又具有强烈社会反应的问题”，“社会公众对收入分配的基本态度以及对收入分配秩序改革的期待，已成为当今社会所必须正视的问题”。王小鲁的理论研究虽有不少可商榷之处，但他对读者语重心长的告诫却极为真诚：“我们既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问题严重而拒绝承认，也用不着以别人有类似的问题而暗自庆幸，需要的是客观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诚哉斯言。

市场经济并不必然伴随着钱权交易、寻租和腐败等丑恶，也不必然能带来理想、完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但市场经济无疑比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更利于效率和发展，又比单靠权力来分配资源和收入的方式更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社会情怀、有公义良知的学者在看待灰色收入问题时，应当保持自己对真实世界与重大学术问题的敏锐体察和解释力，应当相信每个个体都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数字，而是大写的“人。（中国水泥网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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