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轻税薄赋的税制改革助力稳增长

以轻税薄赋的税制改革助力稳增长

近日，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表示，现行以流转税主导的税制体系使约70%的税收可能进入物价。　　坦率地说，物价上涨致应纳税基增加带动税收增长是比较好理解的，而税收增长推动物价上涨则表现的相当复杂和隐秘。比如，中国现行税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但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只有消费税和营业税等少数税种为价内税。不过，由于目前国内区分价内税与价外税的依据是税收征缴和计提方式，而非税收与最终消费价格的传导方式，如作为价外税的增值税也是最终消费者消费成本的一部分，是计入最终购买价格之中的。　　我们认为，当前财政收入与物价(通胀)呈耦合传导关系。一般而言，税制结构相对稳定和中性，这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一般与经济的名义增长率相符。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接近于GDP增长的3倍显得鸡立鹤群，这很难用税收征缴水平提高等来有效诠释，何况目前中国税收实征率达到75%以上也接近于国际平均水平。事实上，政府财税收入增长与通胀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商品含税成本上升，导致税费随商品价格传导至最终消费者致使通胀趋高，而高通胀抬高纳税主体的应纳税税基，从而进一步推高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如2008年10月份中国出现持续7个月的财政收入同比负增长，就伴随着同期通胀的探底，而2009年5月税收回复增长后，伴随通胀走高之趋势也是清晰的。　　与此同时，当前政府财税收入向通胀的传导，与经济增长模式直接相关。其一，投资推动下的经济增长，哪怕是无效或低效投资都将抬高增值税税基和最终商品价格，从而推高政府财政收入；而迅速扩容的出口规模和对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出口税负向内贸部门的转移，最终承担出口退税成本的是国内其他纳税人。显然，这些因投资和出口增加的税负最终将以通胀等形式为国内一般纳税人所分担。　　其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分配性特征，使财政收入与物价的关系日益突出。近年来，地方政府以低成本征收农村土地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用于房产开发，由于大部分用于建设开发的土地并不直接产生经济增加值，使得附加在土地上的级差地租、税费和开发利润等都依赖于房价等上涨，而房价等上涨抬高企业运营成本，并最终摊派到居民日常消费品导致高通胀，当然高通胀反过来以增厚应纳税基提高政府财税收入。因此，鉴于部分非流转税和企业利润来自于不产生价值的土地级差地租收益等，当前非流转税也会变相计入物价，只是所得税等计入物价的过程更间接更隐蔽而已，如最近工资上涨既与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有关，也与生活成本上升直接相关。　　不仅如此，当前财税收入对物价的影响也受税基计算方式的影响。中国名义宏观税负并非高不可攀，但实际税负则不容低估，如当前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前抵扣标准相对苛刻，如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广告费、企业管理费用等都设定了最高抵扣标准，这使得诸多本因在税前全额抵扣的费用无法在从税基中足额扣除，隐性抬高了纳税人税负，致使实际有效宏观税负显著高于名义宏观税负，而这种较高的实际有效宏观税负都将传导至下游乃至最终消费者，导致通胀与财政收入的耦合性增长。　　可见，当前财政收入与物价的关系是相当突出的，这反映在基于统计可比性的国内消费品价格显著高于国际市场，如iPhone4手机在国外的销售价格为4000左右，而国内销售价格则达5000元左右，这其中多出的1000元左右就是税费等交易成本；同时目前中国产业资本利润稀薄，私人部门去制造业和去工业化倾向突出，也透射出过重税负对经济的逆向激励效应。因此，随着今年政府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中国具有较大的完善税制结构、减轻纳税人税负的空间；而唯有轻税薄赋的税制改革和加快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才有助于实现经济的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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