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嘉庆十八年邪教组织天理教仅凭200人就能杀入紫禁城

为什么嘉庆十八年邪教组织天理教仅凭200人就能杀入紫禁城？

历代衰弱王朝，多出荒诞之事，而在二百年前的嘉庆王朝，神圣紫禁城竟被二百邪教徒攻破，龙子龙孙颜面扫地，实在荒诞滑稽，堪称奇闻。

嘉庆十八年，皇帝循例，启程承德行猎。趁着紫禁城无主，邪教组织——天理教密谋了一个胆大包天且颇具想象力的计划：攻打紫禁城，一举灭亡满清!教主林清，早在二百年前就验证了一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事实上，林教主离实现他的梦想，并不遥远。

经历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清廷上下已千疮百孔。吏治腐败，人民穷苦。这林清可以说是毫无才略，但自我感觉良好。他甚至没有刻意保密，连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将起大事，更不用说官府了。可官府懒得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僚体系如此麻木腐朽，才让林清看似不可能的妄想，一步步接近现实。

林清计划兵分东西两路进攻东、西华门，随后援兵从外进攻，里应外合。自己则坐镇家中等待佳音。

九月十五日中午，中国历史舞台上极其荒诞滑稽的一幕，上演了!

先说东路，由陈爽带领。还没行动，就闹了笑话:计划百人，只来了二三十，只得匆匆赶奔东华门。没料想，在门口却和运煤车发生冲突，天理教徒拔刀砍人。东华门守军见状，赶紧闭门，陈爽忙带四人拼命冲进门去。其余人进门不得，教训了煤老板，便各自散了。

且说陈爽进了东华门，由太监带路，冲过岗哨兵，竟然入了大内。依清律，哨兵不得入大内，于是乎，众太监便逞作男人，手执木棒，入门奋勇捉贼。教徒入了大内，就晕头转向了，四处瞎窜。太监们乱棍齐下，二死三伤，灭了天理教的东路军。太监们倒是英勇了一回，过了把瘾。

东路军算是完了，西路呢?

西路军还靠点谱，凑够足足六十人，顺利杀入西华门。可是又倒了太监的霉。带路太监不是引他们进大内，而是先去了尚衣监，也就是服装厂，杀了自己仇人。到底是多大仇啊?原来是补衣服的曾经拒绝给这太监补衣，由此结仇。可见，太监是多么畸形的一类人。

由于耽误了时间，西路军赶到隆庆门时，大门早已紧闭。撞门也没用，教徒们就试图翻墙入大内。此时，大内已经乱作一团，平日里尊贵无比的金枝玉叶哪见过这种阵势?只有嘉庆的皇子绵宁还能保持冷静。他手执鸟枪，见一天理教徒露出脑袋，便一枪毙命，再一枪，又杀一教徒。见皇子如此神勇，太监们呐喊欢呼，士气大振，天理教徒纷纷溃散。

此时，援军火器营终于到了。天理教徒被捉的被捉，被杀的被杀。几名可怜的教徒爬上西华门，摇白旗呼救，求救城外的天理教援兵。说好的援兵呢?哪里有踪影!城下只有北京群众抬头看着热闹。当晚一场大雨，隔天天明，清军就上西华门，擒捉了残存的几个天理教徒。当天，林清也被捉拿。至此，千古奇闻——攻打紫禁城事件宣告彻底失败。

赶回京城后，统治四亿子民的大清嘉庆帝痛哭失声，老泪纵横。他向国民下罪己诏，自责道：我就算没什么成就，也没大错啊，不至于如此惩罚我吧?“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他哪能想到，大清朝正是在他手里由盛而衰的。

区区不足百人的乌合之众、无知教徒，竟然在帝国心脏紫禁城内横冲直撞翻天覆地，留给人的除了惊奇，还有历史的回味。冥冥中似乎也暗示了，大清王朝这条百年破船，已经转向，驶入了历史的深渊……

《对“农民起义”认识的多重误会》

学者已经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一两人，如何能叫“农民起义”?其实，不仅是宋江起义，历代被称作“农民起义”的大抵都名不副实。这是由多重误会引起。具体地说，是由古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所引起。

(一)

中国古代的所谓“农民起义”，实际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何谓“农民起义”?在本世纪之前众多的研究农民起义的文章中，或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谈，没有人真正做过科学的界定。最具权威性的《辞海》解释是：农民阶级为反抗地主阶级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爆发的武装斗争。《英汉词典》的中文解释是：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农民战争。是不是反抗“地主阶级”的问题下文再谈，这个解释从修辞学上看是同义反复，“起义”换成了“武装斗争”或“战争”，意义差近;却没有说明农民“武装斗争”、“农民战争”的本质含义：是农民发动的、领导的斗争、战争，还是农民参加的斗争、战争?回答这个问题才是诠释“农民起义”的关键。

我们认为，所谓“农民起义”，应当是指农民发动和领导的起义。至于参加者，并不是决定起义性质的主要因素。譬如，西汉的铁官徒起义，参加者都是官营冶铁作坊的手工业工人，若由参加者而论，能定性为工人运动吗?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参加者多数是农民和工人，也不能称为农民起义或工人运动。至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参加者主要是农民，但并不是、也不应当等同于农民起义。这个道理是十分简单的。

既然如此，我们来看看历代的所谓“农民起义”吧。先从本文开头所说的宋江起义说起。起义的发动者领导者有地主(如晁盖、卢俊义等)，有下层吏员(宋江等)，有落魄书生(吴用等)，有猎手(解珍、解宝等)，有渔人(阮氏兄弟、张横、张顺、李俊等)，有流氓无产者(时迁等)，有宗教徒(公孙胜等)，有马贩(段景住等)。这些发动者、领导者都不是农民，显然不应当称作“农民起义”。

宋江起义只不过是历代所谓“农民起义”的缩影。两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起义，只有少数是农民发动和领导的，大多数很难说是农民起义。秦末起义的陈胜此人，过去说是佃农，近来互联网上提出了许多疑问，我们不去讨论。东汉黄巾起义的发动者领导者是道教徒，其参加人员多为太平道的信徒，其中有农民，也有其他人员，成分复杂，不能以农民概括。隋末大起义中，杜伏威、辅公祏是贫苦农民，其他则形形色色。如著名的起义领袖人物窦建德是游侠，瓦岗军的发动者翟让为下层吏员，其后的领袖人物李密则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瓦岗起义的参加者则以渔猎手为主;其他起义的领导者如李子通“少以渔猎为事”，高开道则是盐户出身。唐末大起义中，最著名的发动者领导者王仙芝、黄巢都是盐贩;桂林戍卒起义的领导人庞勋出身于中下级军官。北宋的王小波、李顺都是茶叶贩子。元末大起义情况更为复杂，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但郭子兴、明玉珍、芝麻李等都是地主，张士诚、方国珍则是盐贩，陈友谅是渔民出身，曾为小吏。将他们发动和领导的起义统纳入了“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框框中，实在过于牵强。

以往，学界对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大抵用两种办法来解释，但两种解释都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有强词夺理之嫌。

一是“代表说”：“许多起义领导者虽然不是农民，但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这种解释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人们一方面振振有词地说古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在二者激烈对抗的关键时刻，又让许多(绝不是个别的)地主分子来“代表”农民，这不是逻辑混乱么?退而言之，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在一定时候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农民利益，那和他们是不是“农民起义”也无关系。譬如上文所说的近代史上的革命，从反抗专制统治阶级的意义上说，应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但毕竟不应归为农民起义。

二是“投机说”：“某些地主分子成为起义领导者，是阶级异己分子的投机，他们混迹于起义队伍，篡夺起义领导权”。何谓“投机”?无非是借起义之机实现个人野心，改朝换代、称王称帝吧。如果这样看，那么，朱元璋等真正的农民又何尝不是为了“王图霸业”?陈胜起义之前就想着“富贵”，起义之初就做起了“陈胜王”的美梦，这见诸《史记》。是否也可归为“野心”或“投机”?中国古代的起义队伍中，如隋末的“官二代”李密等投机者诚或有之，但在许多情况下，实为强加之罪名。如明末起义的芝麻李，灾荒时将自己家的一仓库芝麻拿出来赈济贫苦农民;明玉珍则广散家财，号召起义，他们在农民“觉醒”之前就在进行起义的宣传、发动工作，以后为起义而献出了生命，说他们“投机”岂不冤杀人也?学术界这种“因人定性”的手法还有客观标准可言么?

我以为，历代起义者身份的复杂性，是由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而将人员复杂的起义统称为“农民起义”，也是由于对“主要矛盾”的误解造成的。若干年来，学术界认为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所以，起义这种激烈的阶级对抗自然就是打击地主阶级，起义者自然是主要矛盾的另一方——农民阶级，“农民起义”就这样被定性了。不难看出，这种归类法其实是为了证成对古代社会主要矛盾似是而非的论断中延伸出来。

(二)

中国古代社会的矛盾到底是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我的回答：不是。主要矛盾应当是官僚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矛盾。

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发明。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正是官僚政治形成的时期，《墨子·尚贤》中就说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话，正是基于官“贵”民“贱”、两者对立的事实而发的。宋元之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更明确地说：“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役和被役，正是压迫剥削和被压迫被剥削、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是古代官僚政治下官民对立的纪实。换言之，官民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前几年，叶文宪教授在《重新解读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官民矛盾”。

不可否认，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也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但和官民矛盾相比，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其一，由历代记载来看，农民受剥削压迫最深重的是官僚阶级和维护官僚统治的政府，而不是地主。我们从历代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中可窥知大概：

《华阳国志》中的诗句说：“……有吏来在门……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是官吏在催租逼债。

唐人杜甫诗《遣遇》中说：“贵人岂不仁，视汝为莠蒿，索钱多门户……渔夺成逋逃……”视民如草芥，以名目繁多的手段勒索民众钱财，逼得百姓逃亡的是“贵人”，也就是官僚。元结在《舂陵行》诗中也揭露贫民虽吃草根木皮，官府仍然催逼不已，只好卖儿卖女的惨剧。

宋人梅尧臣在《田家语》中说：“官府令又严，老吏持鞭扑”。王安石《河北民》诗中说：“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陆游《剑南诗稿》中记载了欠租农民被抓到“县庭”，“日夜穷榜笞”的事实。

这类诗句在元明清诗人笔下何啻十百，无须多引。历史记载中也不乏其例。据《新唐书》记载，大官僚段秀实拥有大量田产，出租时与佃户立约，将收入之一半交给他。有一年遇特大旱灾，农民颗粒无收，无力交租，请求减缓。段秀实说：“我知入，不知旱也。”这种大官僚毫无人性，只关心自己的收入，只知道催租逼债，置农民死活于不顾。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对农民横征暴敛，榜掠拷打，逼得农民妻离子散的主要是官僚阶级，而不是地主。查历代起义的直接原因，几乎都是官府压迫、敲诈勒索所引起。因此，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矛盾，不应当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

有人说，官僚也用地租剥削，所以也属于地主阶级，其实，这是皮相之论。不管官僚之家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地租收入，他们都不同于庶族地主。因为他们主要靠权力剥削。

正因为这样，历代起义首先打击的是官僚阶级。据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说，唐末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以至于像韦庄诗中所说的那样：“天街踏尽公卿骨”。宋人方腊“以官为仇”，凡得到官吏，必施以杀戮、残尸等酷刑。元末陈友谅起义军，每攻克一地，得官员皆活煮之。今天人们可以责备他们过于残忍，但这个问题当另作别论。这些行为所反映的是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性质。一部《水浒传》，也揭示了“官逼民反”、官民对立的真实。应当说官僚阶级与广大民众的矛盾是居于首要位置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民众起义打击官僚、推翻官僚阶级的统治就是必然的。

其二，地主——我这里说的是真正以田产为业、没有官僚背景的庶族地主，他们也属于“民”的范畴，这个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用地租剥削农民，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官僚阶级欺压的对象。从道理上讲，地主比农民有更多“油水”，官僚对他们搜刮、掠夺更能获利。《红楼梦》中，兼有皇亲国戚身份的贾赦，为了得到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借知府贾雨村之手，巧取豪夺，反诬陷石呆子“拖欠官银”，抄家抵债，夺其古扇;石呆子是不是地主姑置不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官僚为夺人土地，霸人钱财而诬人为盗、陷人于法的事不胜枚举，其中许多被害对象就是庶族地主。因为地主有一定财产，官僚可以从他们身上掠夺更多钱财。据陶宗仪《辍耕录》说，元末朝廷公开卖官，派官员到比较富裕的江南各地“劝募”。但其时元王朝“气数将尽”，无人肯为其殉葬。松江知府为讨好朝廷，将各县“富户”拘押起来，逼其买官，如果不肯买，就严刑拷打，被打者“号泣求免，勿之顾”，直到同意买官为止。这些“富户”多数正是没有权力背景的庶族地主(也有商户，但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商户应是少数)。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各王朝都有一些地主出身的人及商人投身起义就不奇怪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阶级和民众的矛盾，虽然历代参加起义的人员情况复杂，但大致都属于“民”的范畴，统统可称作“民众起义”。这样我们对历代起义的发动者领导者成分多样就释然了;同时，也就不必牵强附会地把某些武装斗争都称作“农民起义”了。

(三)

说过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来谈谈“起义”的问题。

近二三十年来，历代民众起义备受鞭笞，什么“破坏性极大”，什么“邪教猖獗”，“没有积极意义可言”等等。而“起义”是个褒义词，这样看，称作“民众起义”似乎也大有问题。我们姑且用一个中性词“暴动”来加以讨论。

要讨论民众暴动的意义，首先要看其正当性或正义性，这决定其本质属性。

如果有人认为，民众暴动没有正当性，正义性，就需要同时明确承认，他们受官府、官僚剥削压迫，催租逼债，甚至卖儿卖女，“易子而食”的惨剧就是应当的，天经地义的。那么，这和历代贪官污吏的立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民众暴动的落后性，破坏性是毋庸回避的，某些学者把民众起义无限抬高、吹得天花乱坠是错误的。所以，作为研究，适当指出其落后性和破坏性也是必要的。但这绝不应当成为否定其正当性的理由。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人们无法要求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具有多高的水平。不仅是民众，就是饱读“圣贤书”的官僚也是如此。他们“超经济强制”、“竭泽而渔”式的剥削和惨无人道的压迫是非理性的，首先是他们不断地破坏着、摧残着社会生产力。史不绝书的“赤地千里”、流民“转死沟壑”等记载，固有天灾，但更多的是人祸。而人祸无疑是官僚阶级非理性的剥削压迫造成。因此，民众暴动的的非理性色彩，包括严重的破坏性，就不奇怪。落后的剥削压迫手段，落后的反抗方式，都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某些人专门无情地鞭笞民众“起义”恐怕另有原因。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种言论都不过是一定阶级利益的诉求。鞭笞民众起义，否定其积极意义，实际反映的是害怕民众、仇视民众起义的官僚阶级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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